任应秋撰写《中医各家学说》期间的工作照。

重庆市江津区西北部，有一个名叫油溪的小镇。据《九域志》记载，油溪镇建制始于北宋元丰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油溪镇青山碧水，一条大江浩浩荡荡穿镇而过，当代著名中医教育家、中医学家任应秋就是从这个小镇走出来的。

启蒙国学 少入杏林

1914年8月25日，任应秋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油溪镇石马儿村任家湾（现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联合村境内）。那是一个水彩画一般美丽幽静的小村庄。春天，山风带着桃花李花的味道；秋天，艳阳与稻田橘园交相辉映。一片竹林和樟树林间掩映着任家白墙灰瓦的老房子。

任应秋出生时，任家家境很殷实，任应秋4岁就得以启蒙，其祖父任益恒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请来前清的秀才、举人、进士等人到家里任教，教授《十三经》等。

任应秋的几位启蒙老师知识渊博，教学尽心尽力，加上任应秋天资聪颖，这些经典之作为任应秋日后学习中医奠定了很好的古汉语和国学基础。同时，任应秋还读到了一些诗文典故类的书籍，这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国学和文学修养齐头并进，相得益彰。任应秋后来又受到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影响，学识更加广博。

1931年，17岁的任应秋接受祖父的建议和资助，师从名中医刘有余，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刘有余先授以中国清代医学家陈修园的《公余六种》，又授以《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以及《内经》《难经》《神家本草经》等中医经典。任应秋曾经用“口俭腹富”来评价其师刘有余的教育风格。这说明，刘有余确是有真才实学的，但是在教学语言上比较“吝啬”，更多靠弟子的悟性和勤奋。学徒生活非常辛苦，起早贪黑，除了上课、读书、侍诊，还要轮流给老师做饭，照顾其生活起居。任应秋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临床，两年中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与任应秋一起当学徒的一位堂弟说，一般学徒要五年才出徒，但任应秋凭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和悟性，三年就出师了。

1936年，在油溪镇“济世诊脉所”行医3年后，任应秋毅然离开家乡到上海，就读于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医学院。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任应秋辗转到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学习了一年后回江津县城开业行医。这段外出求学经历虽然短暂，却让任应秋结识了很多著名的中医学家。比如恽铁樵、丁仲英、曹颖甫、陆渊雷等，他们各自的学术背景和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让任应秋大开眼界，也对后来任应秋成为铁杆中医，全身心地投入为中医争取地位、建立中医现代化教育体系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任应秋回到江津县城行医，凭着广博的见识、医学建树和良好的口碑，很快就当选为中央国医馆江津分馆秘书，后任馆长。

那时候，中医正面临被废止和取缔的危险。主张取缔中医的大多是当时的文化精英和西医。这些人基本都有留洋经历，见多识广，能言善辩，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强。所以，他们废止中医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响应。反观当时大多数中医大夫，一般都不善言辞，而任应秋不同，学识广博的他，以开放睿智的思想、卓越的才华和犀利的文笔，从中医界脱颖而出。他四处呼吁，发表社论和文章，不仅有力反驳了那些敌视中医的人的无知自大，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医界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提出改进方法。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既为中医鼓与呼，力挺中医，又为中医如何传承创新抛砖引玉，竭尽探索之实。

1937年到1944年间，任应秋发表了不少言辞有力的文章，为中医的生存发展大声疾呼。他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医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谓护卫中医的铁笔功臣。就这样，任应秋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度过了在江津的12年。这期间，任应秋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医药发展四处奔走。1945年，他在江津创办了《中医周报》，1947年，他在重庆中山路94号创刊《华西医药杂志》，自任主编。

1950年7月，江津筹备成立医协会，任应秋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同年10月，璧山专署医务工作者协会江津县分会（简称“江津医协会”）正式成立，任应秋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出任副主任委员，并主持江津医协会的日常工作。1951年10月12日，江津医协会中西医药联合诊疗所（简称“联合诊所”，是现今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的前身）成立。任应秋为“联合诊所”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纪念任应秋筹建“江津县医协会”和为“江津医协会中西医药联合诊疗所”作出的贡献，2013年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在建设德感新院区时为任应秋树立了雕像。

1957年，经由王文鼎推荐，任应秋作为中医专家调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他有了更高的学术平台，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承前启后 守正创新

任应秋博古通今，文、史、哲、医融会贯通，得天独厚的知识优势和对中医的执着，让他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证的研究上如鱼得水。为中医学的传承，他孜孜以求，做了很多事。

早在1944年到1947年的三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三部中医学著作。对不仅参政、业医，还要兼职教学生以养家糊口的任应秋来说，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任应秋是快乐的，因为他把对中医古籍多年的学习心得和临证经验系统性地分享给更多的医者，使他们有捷径可走。

任应秋调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后，教学科研和临床任务更重了，但他一如既往，努力钻研，从来没有对自己有过一刻放松。他在中医医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贡献，可以说当代能与之相比者，凤毛麟角。他以史为鉴，从不同维度总结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概况，厘清了传统医学的发展脉络，深入论述了中医学史上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修正了一些中医史上的错误观点。

他博通诸家，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各中医流派的学术思想、重大成就和发展沿革。《中医各家学说》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为了编撰《中医各家学说》，任应秋博综群书，其工作量之大，非坚韧坚毅者不能行。《中医各家学说》受到中医学界高度重视，已经成为当代中医的必读之书。

任应秋对中医学的研究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仲景学说的研究伴随了整个学术生涯。他遗留的百万余字的相关论著，不仅反映了严谨的治学之风和奉献精神，其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后人更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

任应秋一生都在用一个“勤”字与时间赛跑。特别是年事渐高以后，更是惜时如命，巴不得把每一分钟都掰开来用。任应秋在1984年，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出版的《任应秋医论集》自序中，略带哀伤地感叹道：“余年十七，诵经史古文辞毕，遵先王父命从刘有余先生学习中医学，三年卒业，二十岁即悬壶问世，并遍游沪上及湘水间，力求深造。光阴如隙驹过，忽忽已五十余年便成过去，今则两鬓如霜，垂垂老矣。”对岁月的流逝，对时间的不舍，对未竟事业的遗憾，都包含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

任应秋业医五十余年，撰写并出版中医学专著36部，发表论文136篇。他的学术文章高屋建瓴，披沙沥金，文字清新，要言不烦，逻辑严密，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每篇每部都可称为中医学术上的不朽之作。他在中医学上的贡献，是当代少有人能及的。

滋兰树蕙 开疆拓土

任应秋从事中医教育三十余年，受诲于其门下者数以千计，其讲学遍及华夏，学子分布五湖四海。任应秋心胸宽阔，从来不以学术为私，他总要求学生们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他给出的回答总是直指要害，透彻全面。在任应秋主持各家学说、医学史教研室工作期间，对于中青年教师严格要求，亲自随班听中青年教师讲课，亲手为他们逐字逐句修改讲稿，甚至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板书写字水平，要求他们每天写毛笔字，而且亲自批改，所以经常挑灯夜战。

任应秋爱生如子，知其所需，补其所缺，奖掖后学，甘为人梯。从来都是以诚相待，有问必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仅传授知识，而且传授治学方法。任应秋所培养的中年教师不少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有趣的是，不管是他教的哪一届学生，开课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任应秋的研究生。学生们对恩师所有的爱和崇拜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了。

任应秋在中医教育事业上，筚路蓝缕，开疆拓土，为中国中医教育所作的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就像他的诗作：“不作人师作人梯，奋将肩臂当阶墀；青年攀上高峰去，愿学春蚕吐尽丝。”他甘做人梯，用坚实的肩膀托举起了一个又一个名医，帮助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走上中医教学之路。

任应秋一生勤奋，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教书、做研究，他办公室的灯光几乎每天都亮到深夜。1983年，肺癌让这位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的老人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住进了医院。但即使在病榻上，任应秋仍然惦记着他的工作计划，惦记着已经动手却尚未完成的著作，总是与前来探望他的老师们谈工作。真正践行了他的座佑铭：“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四化艰巨，决心勇往直前。”

为表彰任应秋为中医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84年7月30日，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在北京饭店隆重地举办了任应秋教授从事中医事业50周年庆祝会。1984年10月17日凌晨，任应秋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岁。任应秋的离世令许多人扼腕长叹，惜中医界少了一位“全能大师”。

2015年8月25日，任应秋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4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中医泰斗，百年纪念，中医教育之前辈，各家学说之创始者，振兴中医之功臣。”“应秋学长，聪颖勤学；博古通今，经史子集；精研岐黄，教诲育才；三同挚友，吾侪楷模；一代宗师，德术双馨；百岁诞辰，缅怀景崇。”“任老作为中医大家，创造性地凝练了各家学说，为中医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不仅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医界的旗帜、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参加纪念会的领导、国医大师、专家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任应秋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邓玉霞   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