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后，政府积极提倡中医，中医迎来了发展期。此前一直颇受殖民政府打压的香港中医业，得以依托广东地区的资源，获得了难得的喘息契机，业界有识之士和衷共济，共谋香港中医业前途。20世纪30年代是香港中医业发展的辉煌期。

设立中医团体

随着政局的稳定，中医药有了更多的交流合作机会。期间，香港设立了多个中医团体，如香港中药联商会、香港中华国医学会和侨港国医联合会。业界翘楚何佩瑜、刘丽堂、伍耀廷等人深谋远虑，深知香港中医业的发展只有在背靠祖国的支持下才能获得出路，于是积极寻求香港与内地合作的途径。

此时，国民政府表现出对中医界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中医界在政府的支持下亦不断争取立足的空间。1930年，在中医师的倡导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同年3月17日，政府公布中央国医馆组织条例，中医改称“国医”，后来业界将此日定为国医日。

这对香港中医业界而言是一次机遇。在何佩瑜等人争取下，中医团体以香港中华国医学会的名义向中央国医馆提出，香港的中医师及药材店可通过中华国医学会向中央国医馆广东分馆代办登记。而中央国医馆亦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香港为特别区，侨港中医公会，叠奉中央函件催促筹办，闻已着手汇名登记。”1936年，广东省国医分馆正式委托香港中华国医学会为其香港代理事务处，何佩瑜为处长。

师西洋学制之长发展中医教育

中医业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培养后学尤为重要，受到西式体制管理影响的香港，在教育领域也仿效了西方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中医师徒制教育方式的不足。西医教育以专业技能学校体制为特点，香港对此亦有着循序渐进地模仿。

香港开埠初期，东华医院就曾开办医师授课班。1917年陈庆保医师开办了中医夜校，国医大师邓铁涛之父邓梦觉在1922年正式受业于陈庆保。1929年，何佩瑜任教于求新中医学校，学校的课程设置“新旧合参，甚为完备”。1930年，陈伯坛开办伯坛中医专科学校，并著有教材《读过伤寒论》和《读过金匮》。1938年，原办学于广州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日本侵略的炮火中迁至香港复课授业，招收“中学毕业及有相当程度者”的考生。

同一时期，国民政府鼓励中医教育向专业化和学科化发展。1929年，国民政府颁令中医学校改作“传习所”，据当时《香港工商日报》记载，政府要求“医士之培养，必须毕业于大学或专科，并在医院经过相当时期之实习者，始准开业”，并鼓励“中医界有志之士，如欲整理旧有医术，当以科学为依据，探求原理，注重实验”，如此“将来成绩，必然可观”。可见，政府此举既尊重中医药学科的传统特点，亦鼓励中医向国际认可的方向努力，这为中医业发展创造了积极的环境。

尽管香港中医业界仍受制于殖民政府的打压，但内地中医教育的发展已小成气候。随着粤港两地中医师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香港中医业努力在民间争取立足的空间，除上述学校、机构外，至20世纪30年代陆续创设了更多的中医教育学校：香港光大国医学院（1938年）、香港南国新中医学校（1938年）、科学针灸医学院（1938年）、华南国医学院（1939年）等。

出版期刊促进中医学术交流

为增进中医师之间的沟通、及时发布业内消息与相关政策、为业界同仁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有学会倡导出版中医相关期刊，以增进医师间的医理探讨。其中，香港中华国医学会出版的《国医杂志》最具有代表性。

从《国医杂志》的发刊词可以一窥当时香港中医界的现状，以及他们在殖民统治的有限条件下对中医业发展空间努力拓展的志愿。发刊词分析了近代中医面临被取缔的危机与原因：一是“西医挟新异之科学，精妙之机械，助以政治势力，益以金钱接济，以威胁吾国医药界”，中西医交锋中中医处于劣势；二是中医理论“未有人焉起而整理之，以致未能成为有系统之学术”，且“国医确有长处，独惜提倡无人”，中医学术资源缺乏系统的整理与弘扬。为此，期刊传承学会精神，确立办刊以“发扬中国医学，整理固有，增进新知，医学范围以外文字概不入刊”为宗旨。

《国医杂志》于1930年秋出版第1期，至1937年共出版22期。期间，总编辑为何佩瑜，总校对为黎琴石，督印为卢觉非、林继枝等，由香港中华国医学会出版，荣记印务局、聚珍印务书楼负责印刷。创刊初期，《国医杂志》便得到粤港两地人士的大力支持，如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香港中药联商会创始人何尔昌、香港药行巨商陈绍经、广州医报编辑主任庄省躬等都曾为期刊题词。

据史料记载，杂志出版初期，即“风行全国内外，现各省各埠，先函索阅者，纷至沓来”。且杂志出版以来来稿源源不绝，“未尝闹过稿荒，固由同人济济多才”。可见，《国医杂志》的创办呼应了时代的需求，体现了香港中医业界全体同仁共同致力于中医学术交流发展的志业。

20世纪30年代的这十年，是香港中医业发展的辉煌期，也是粤港两地中医师交流与合作的深入期。虽然英国治下的香港，中医师不被纳入医疗体系，但在港中医群体并未就此消沉，反而愈发自觉团结，由于他们善于借力，依托祖国深厚的传统医学根基，在时局相对平稳的十年内开拓了中医业的发展前景，团体、现代教育、报刊等形式为日后中医传播发展奠定了基业。（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曾旭彤 广州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