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初，保安处周处长请我参加春节会餐，顺便讨论我以前向周处长提议的，在养病治病、自力更生、免得连累公家的目的下，创设针灸疗病所的请求，承周处长、布科长完全赞同。”1943年，任作田回忆他开办针灸疗病所的缘起。

有一分力量，做一分工作

任作田生于1886年，曾用名任安良，辽宁省灯塔市人。青年时期得重病，幸得针灸医生姜文远治疗，连诊8个月病愈。任作田遂拜姜文远为师，姜文远将毕生经验倾囊相授。他从此以针行医，藉以养家，并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带东北难民辗转多地，1939年，渡黄河来到陕西绥德。边区保安处补助路费，并派其次子任进之接其南下，1940年10月9日抵达延安。

动荡的生活，使任作田旧病复发，他到延安后又连续发病。边区保安处和亲友给予帮助，终于日渐康复。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大力支持其想法，拨开办费千元，派边区保安处保卫部秘书于桑、会计股干部于法真协助，并从延河书店调来任进之跟随学习兼辅助治疗。1941年4月1日，任作田主持的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个针灸诊所在马家湾成立，诊所借用当地姓解人家的一孔闲窑。

门诊伊始，便病人拥挤。于桑、于法真又帮助在七里铺选址打窑洞4孔，于6月间迁移新址。自开办至1943年8月，门诊治疗各种患者2500余人，治疗约13000余次，痊愈的约占80%，其中慢性重病经过其他医生或医院经久治疗未愈的约占1/5。诊疗有效，管理有方，不仅债务如数还清，尚积存药品约值4万元。

周兴非常关怀任作田的健康和诊所发展，于1941年8月，调来保小教员、任进之爱人王贵信到诊所做司药。1943年，又调王鸿志来学习针灸。1942年春节，周兴到诊所看望卧病的任作田，决定每月拨给夫妇二人8斤猪肉增加营养。任作田感激大家对自己的关心，经常抱病工作，回报患者。虽然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规定每日开诊4小时，但总有不能按时就诊或急诊的患者，他均不分早晚，来者不拒，表示“延长同胞痛苦，损失胜利力量更为痛心，我的病是不易大好的，但是我并不悲观。只要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工作。”

中西医亲密合作

任作田诊所蜚声遐迩，带动针灸在公立院所及军队中迅速推广，对发展边区卫生事业作出贡献。1944年，任作田参加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荣获大会颁授的乙等奖。为了响应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号召，边区政府召开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会上任作田献出多年的行医经验，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原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当场签名，决心向中医学习。

鲁之俊回忆到：“一个月后，我院有一位住院很久的面神经麻痹患者，我们曾用了当时所有的西医办法治疗都无效。患者要求到院外针灸，我同意了。四天后回院，内科主任米勒和我一看都惊奇极了，他的脸部竟完全恢复了正常。以后，我就去离医院约二十里路远的任作田大夫那儿学习针灸。任大夫治疗的病种很广泛，对多发性关节炎、各种疼痛、妇科病和眼病的治疗效果都很好，特别是对中风后遗症，效果更好。我学习针灸后热情很高，门诊用针灸，病房用针灸，也教中国医大实习的学生针灸。当时在延安药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针灸治疗活动，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1945年3月，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成立，任作田参加会议，表示今后愿在研究会领导下与西医长期亲密合作，为边区人民、为革命事业服务。

1945年6月30日，鲁之俊与任作田因合作研究针灸成绩卓著，由护士节筹委会给予甲等奖，并由边区政府颁授奖状。7月24日，刘景范在《解放日报》著文，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边区卫生工作中的成绩，特别指出：“应当学习中医任作田先生和西医亲密合作的精神；尤应学习西医鲁之俊同志向中医学习并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治疗方法的精神。鲁之俊同志研究中医针灸治疗的成功，证明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是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作田赴东北任职。起程前，1945年10月12日，他致函林伯渠、李鼎铭，谓与江思元合编《针灸医学纲要》脱稿，请赐序或题词，并批请中央出版局印行应用。任作田把数十年针刺手法经验，总结为“八法”与“十术”，后由其三子任守中整理，发表在1959年的《中医杂志》上。任作田针刺手法，已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财富。

2003年《辽阳市志》载：“1950年1月，任作田病逝于沈阳。东北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主持，李富春等送花圈。骨灰安葬于灯塔市北兰旗村。”（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霍志宏 陕西省延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