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中发展，因实践而升华，由实践而传承，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保驾护航、厥功甚伟。如果有人追问，中医之所以弦歌不辍并且在时代变迁中历经风雨熠熠生辉的支点在哪里？或者说灵魂是什么？全国名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连建伟与笔者的一番谈话交流，给予了很好的诠释。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什么是中医药文化

文化是文、化两字的复合词，两者组合一体使用，始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中国古代文化意为“文治和教化”，其本质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当下对于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提文化，通常都具有知识、智慧等内涵。中医药文化是促进和引领中医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成熟完善的逻辑思维、理念方法、知识认知、临床模式等的总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连建伟教授认为，在中医药文化中，医生是有高下层次之分的。《周礼·天官·冢宰》以医生治疗患者的疗效来衡量，把医生分为“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五个等级。《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说，上等的医生以治未病预防为主，从当年扁鹊三兄弟治病故事中还可以得知：上医之外，中等的医生只会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下等的医生只会治疗重危的疾病。举凡业医者，不管长于何时何地，都应誓做上等之医，即孙思邈所力倡的“精诚大医”是也。

古往今来，医生都是一个极富社会担当的群体，这与中医“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汤液创制人伊尹，不仅体恤百姓疾苦，精研百草和人体经络，而且是商朝的开国元勋，辅佐商汤灭亡夏王朝。“医圣”张仲景，不仅是一位有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具有仁爱之心的苍生大医，而且还是一位善于治理一方城池的“长沙太守”。历史上的这些圣贤，都是践行中医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

文化与中医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根和源，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石。以“气”为例，它是一种无形可见又运行不息的极细微物质，既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又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正如秦越人《难经·八难》谓“气者，人之根本也”；张景岳《类经·摄生类》说：“人之有生，全赖此气。”因此，中医认为，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它对于人体来说，具有多种十分重要的生理功能。

以“阴阳”而言，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周易》载“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医药文化中的阴阳两字，是富有辩证关系的对立统一体。在《黄帝内经》一书中，载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名言，其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的关于阴阳互根互用、对立统一关系的认知。

再以“五行”言，在中华文化中这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形态的总和。五行学说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件，也是中医脏腑理论的基本依据。五脏中的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其丝丝入扣的相乘相侮原理，为系统认识人体五脏相互之间的病因病机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有力有效的指导参照。

文化与中医临床

医学的指归在于应用，而应用的效果则是硬道理。中医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影响下的中医临床的有效性，无论是诊断中的“望闻问切”，还是内外妇儿各科中的“理法方药”，或者是方剂配伍中的“君臣佐使”，中药运用中的归经与性味，都是长期实践行之有效的理论成果。

连建伟教授说，大家都知道中医临床讲究“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黄帝内经·素问·标本病传论》谓：“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小大不利，治其标”。中满、大小便不利都是较急重的症状，根据中医药文化指引下的临床实践都是要先予治疗的。

“取类比象”是中医临床诊疗疾病的常用方法。如对便秘的治疗，中医常常用河流与船只来比喻大肠与粪便的关系，粪便在大肠中前行，就如船只在河流中行驶。一旦河水进入枯水期或者河道受到堵塞时，船只的行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鉴于此，中医常常采用“增水行舟”的方法来治疗，方剂可使用增液汤、增液承气汤等。再如运用“提壶揭盖”的方法治疗水肿、癃闭，则恰似从茶壶中倒水，在原先倒不出水的情况下，只要把壶盖揭开了，壶中的水就自然畅流而出了。所以治疗这类疾病时，必须重视肺在水液运化中的作用。

文化与医家素养

历代医家，欲成名医，必须学养深厚。连建伟教授说：在中医药文化的字眼里，中医医家除了要有“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和“但愿世间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的仁爱之心外，传统的文史哲也要学深学透，才能悟道中医、得其真传。秦伯未所著《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序》谓“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章次公题签“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岳美中先生教导我要多学哲学等，都是一个道理。

与此同时，医家还必须兼具精勤、谨慎、求真、严谨等品格修养。精勤不仅体现在博览群书的广泛涉猎上，在拜师学习中尤其要表现出诚心诚意。这样的事例很多，如朱丹溪到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因罗氏初时不愿收他为徒，“蒙叱骂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一片诚心感动了罗知悌，终尽得其传。上海中医学院老院长程门雪拟有名联：“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讲的就是这层意思。

临床诊疗人命关天，故为医者必须具备谨慎和求真之风。著名医学家蒲辅周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序文中写到：“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浙江省中医院原副院长魏长春，生前编著出版了《魏氏失治案记实录》，他说：“志在阐明学术，不惜自暴其短，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些医家都是我们后世学人的楷模，令人敬佩！

连建伟教授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很多医家都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医家立言尤其要严谨细致，一个字一份剂量都可能影响疗效甚至杀人性命。可以说，著书立说乃传承医术之千秋大业，务必十分严谨。清代喻嘉言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世。”李时珍用27年时间，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张景岳耗时30年，四易其稿，著成《类经》。张璐十易其稿，著成《张氏医通》。他们对待著书立说的严谨学风，都为后世医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文化与中医养生

中医药文化讲究天人相应，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一文所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也就是说，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养生必须因时、因地而异，应天地四时规律而生。《四气调神大论》一文阐述了季节养生的方法：“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异法方宜论》一文则对地理环境养生作了系统论述，强调我国幅员辽阔，各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相差很大，在养生保健和疾病防治上要注意做到因地制宜。

按照传统中医药文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思想，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明白了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并且创造了五禽戏、八段锦等多种中医运动养生的方法。五禽戏， 模仿猛虎猛扑呼啸、模仿小鹿愉快飞奔、模仿猿猴左右跳跃、模仿黑熊慢步行走、模仿鸟儿展翅飞翔，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达到清利头目、增强心肺功能、强壮腰肾、滑利关节、促进身体素质增强等功效，简便易学，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选练。五禽戏不仅具强身延年之功，还有祛疾除病之效。据传，华佗的徒弟吴普因长年习练此法而达到百岁高龄。

关于中医情志养生，《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药王孙思邈曾著《养生铭》，对情志养生也有独到心得：“怒甚偏伤气，思虑大损神。神疲心易役，气弱病来侵。勿使悲欢极，当令饮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道林养性》又云：“善摄生者，常以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哭、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为主。”所谓“少”，是指各种情绪活动都应适当，不能过分，过分了就可能影响健康。因此，我们要调畅好自己的心情，确保自身内心达到一种平和的境界。

文化与中医使命

连建伟教授认为：创新是中医药文化的底色。自《黄帝内经》问世以降，尽管中医理论体系已臻成熟，但随着社会变迁、病种变化，历代医家顺时而变、代有创新，尤其以金元四大家的涌现与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创立发展为最。如何守正创新，“激活”“用好”中医药文化，更好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

连建伟教授十分注重中医学术创新。他从1978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中医研究生班开始，致力于历代名方研究，不废寒暑、焚膏继晷，直至1985年底，前后历时七年三易其稿，完成《历代名方精编》一书。该书的编著，注重方证分析和临证运用，并尽量用自己的治验以为印证，注重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结合，从体例到内容均较以往方剂学著作有了较大程度的创新突破。唯其如此，此书刚一杀青，中国中医科学院沈仲圭、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绵之、南京中医药大学吴考槃等中医名家皆欣喜作序、联袂推荐。

连建伟教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文化之所以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在于它认识和掌握了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中医药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我们要将中医药文化传承下去，让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

古往今来，一代代医家创造出灿烂的中医药文化，可应临证无穷之变。功不唐捐、玉汝于成，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让我们齐心协力，从文化入手、以文化为纲、用文化感悟，全面认识中医，精准把握中医，善于运用中医，努力为中医药服务人类健康事业提供正能量、贡献真智慧。（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何永生  浙江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