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藏器（约687—757年），盛唐时期医药学家，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他撰著的《本草拾遗》，不仅为《唐本草》拾遗补缺，极大地扩充了本草学的视野，而且在药剂分类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身在官场 心系杏林

陈藏器自幼聪慧过人，童年时期就跟随懂医识药的父亲和邻居到野外采药，每次都能认识几种药草，对相似易混药草具有异于常人的辨别能力。结伴采药的邻居对陈藏器父亲赞叹道：“令郎日后必成大器。”两三年后，陈藏器开始帮助父亲炮制、存储药材，学习药物配伍知识。少年时代，家中亲人病逝，他决心下苦功研习本草、精修医道。他到处搜罗散落乡间的医书，认真抄写、反复阅读。每逢集日，他都要蹲坐在悬壶卖药的摊位旁边，观看民间医生的看病过程，揣摩临证门道。经过几年的磨砺，他未及成年便能给求医者切脉诊病，在家乡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开元（713—741年）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推行改革，选贤任能，百业兴旺，唐代进入开元盛世。开元初年，陈藏器在家人的敦促下，参加科举考试考取进士，被任命为京兆府三原县（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县尉。县尉是县令、县丞之下具体负责司法捕盗、审理案件、征收赋税等项庶务的基层官员，多为进士进入官场的初始职位。县尉虽为九品小吏，但三原县是距京城长安只有七八十里的京畿要地，陈藏器来此任职，表明朝廷对他的器重。

在三原县县尉任上，陈藏器一方面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另一方面又心系杏林、情牵本草，经常行医施药。他在庶务之余为人诊病赐药之事逐渐传开，三原县境内和周边的求医百姓纷至沓来，陈藏器医名渐起。据传说，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玄宗第十八子李瑁身患怪疾，感觉饥饿却倦恶进食，瘦骨嶙峋，终日卧床不起。太医院的太医们治疗多日后感到束手无策。陈藏器听闻此事后，通过官场熟人向皇室进献秘方“药茶”，用后疗效明显。几个月后，李瑁病愈，玄宗大喜。后世称陈藏器为“茶疗鼻祖”。

陈藏器在精读和应用《唐本草》《本草经集注》等典籍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药材未被收载，遂萌生了补编本草书籍的念头。唐代是一个重视发展医药事业的朝代，尊重像陈藏器这样儒而通医、能官能医的人才。陈藏器的想法，获得同僚的理解，得到官方的支持。

《本草拾遗》 流传甚广

唐代初期，唐高宗李治敕令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苏敬携同重臣李勣、长孙无忌、孔志约和御医等20余人，以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为底本，补增阙略，析疑匡谬，绘制图谱，编撰新的药书。显庆四年（659年），《唐本草》成书，收载药材850种，以朝廷名义颁行。

在《唐本草》颁行80年后，陈藏器参阅历代医药、史书、地志、杂记等文献110余种，经过多年的民间访谈积累，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撰成《本草拾遗》。该书包括“序例”1卷、“拾遗”6卷、“解纷”3卷，共10卷。卷一“序例”部分，为全书的总论；卷二至卷七“拾遗”部分，按照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6部收载《唐本草》遗逸药材700多种，介绍各药的性味、功效、主治、用药法、别名、形态、生境、产地、采制、禁忌、混淆品种考订等；卷八至卷十“解纷”部分，意在解除旧本草内容的纷乱，纠正性味功效、品种产地等方面的舛误，涉及265种药材。

《本草拾遗》刊刻问世后，受到医药界的重视，流传甚广。引用《本草拾遗》相关内容的著作，主要有唐末五代医药学家李珣的《海药本草》，北宋开宝年间刘翰、马志等的《开宝本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李昉、李穆等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北宋名医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本草拾遗十卷……其书失传，惟嘉祐补注广引之。《本草拾遗》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原书因仅有手写本流传，在南宋时期亡佚，后世医书、药书引用《本草拾遗》皆为借助于官修刻印版《嘉祐本草》《政和本草》等书的间接引用。

在《嘉祐本草》药材条目释文中，引自《本草拾遗》的内容，均注明“新补见陈藏器”。《政和本草》药材条目释文中，引自《本草拾遗》的内容，均注明“陈藏器余”。宋代和其后的药书编纂者充分地尊重前人和他人的智力劳动成果，著书时恪守标注引用文字出处的“规矩”。用现代语言来陈述，就是药书编修者具有强烈的知识产权意识。正是这种令人景仰的知识产权意识，才使现代研究者能够借助《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等药书，将《本草拾遗》佚文摘选出来，最终汇集成当代人所看到的辑佚本《本草拾遗》。

药学贡献 影响深远

《本草拾遗》在原书失传的情况下依然被辗转引用，成为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本草典籍。明代医药学大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中对此书赞赏有加：“藏器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陈藏器是浙东地区第一位有全国知名度的医药学家，清代史学家、浙东学派集大成者全祖望称其为“四明医学之初祖”。美国汉学家谢弗（E.H.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赞誉陈藏器是“8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赞誉《本草拾遗》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本草拾遗》内容丰富，广采博取，收载了诸多以往未入药书的药材，其中有收集于民间的土药材，也有来自波斯（伊朗）、拂菻国（东罗马帝国）等地的洋药材。当年，官修《唐本草》比之参照底本《本草经集注》新增药材114种，而仅凭一己之力撰成的《本草拾遗》收载新药竟多达700余种（按辑佚本统计），是《唐本草》新增药材数量的6倍多。《本草拾遗》的问世，使本草家族成员出现史无前例的一次“爆增”。

首倡药材十分法，是《本草拾遗》在药学领域影响深远的一项开创性贡献。陈藏器在“序例”中提出：“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接着，他依次指明十种药材的治疗效用并举例：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通可去滞，即通草、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

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宋徽宗赵佶编撰的医药学教科书《圣济经》，其中的“审剂篇”移用了《本草拾遗》的药材十分法，提出方剂十分法，在“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每个字的后面都加上一个“剂”字。例如，“郁而不散为雍，必宣剂以散之，如痞满不通之类是也”。（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