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焘（约690—约756年）编纂的《外台秘要》（又名《外台秘要方》），是一部可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相比肩的综合性方书。该书首创列书名、标卷次的引书著录方式，保存了后世失传的唐代中期以前诸多医书的佚文，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学价值。

王焘政务之余编纂医书

王焘出身于官宦人家，其曾祖父是唐太宗时期的名相王珪。史书中没有王焘的传记，仅《新唐书·列传》卷二十三“王珪传”中附有一段记述王焘简历的文字：“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历给事中、邺郡太守，治闻于时。”

王焘自幼体弱多病，在频繁接触医师的过程中对医药产生兴趣，年纪稍长便热心于学习医术。在魏晋以降几百年所形成的孝行天下的社会氛围中，面对经常患病的母亲，他立誓要做知医的孝子。青年时期，他四处游学，拜多位“高医”为师，尽得其术，能够为其母选药组方，“视絮汤剂”。中年时期，在“贬守房陵”赴任途中，家人们因“冒犯蒸暑”而大多染病，他在使用经方治好了患病家人之后，决意“发愤刊削”，将大量具有“神功妙用”的方剂整理成方书以供人们使用。

正值中年的王焘编撰方书，有两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是经过少年时代以来的积累，他已经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是儒而兼医者、官而通医者；二是他久居京城，“便繁台阁二十余载”，曾接触过大量的医书，熟稔唐代中期以前的各种方书。

依据《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史书的零星记载，研究者列出了王焘官场生涯的重要节点：开元十三年（725年）任监察御史，天宝年间（742—756年）先后任吏部郎中、门下省给事中兼判弘文馆事、房陵太守、邺郡太守等职。他从公元725年进京任监察御史到748年外放房陵任太守，除任职徐州司马的一两年之外，在京城“便繁台阁二十余载”。特别重要的是，王焘在任门下省给事中的五六年里，“久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繇是睹奥升堂，皆探其秘要”。

由王焘《外台秘要》序的记述可知，他从赴任房陵太守那年着手著书，到天宝十一年（752年）在邺郡太守任上完成书稿，大约用了五六年时间。《外台秘要》是一部大部头方书，共40卷100多万字，分为1104门，载方6700余首，编纂工作量很大。王焘是一位“治闻于时”的勤政官员，只能利用履行政务职责之外的“业余”时间来从事著述。据此可以推断，王焘任门下省给事中的那几年，凭借兼管弘文馆事务的方便条件，翻阅了很多馆藏医书，可能摘记了大量方剂资料。

《外台秘要》千年流传史

《外台秘要》撰成至今，已有1270多年的流传史。从晚唐到北宋中期的300多年，这部被《新唐书》视为“至宝”的医书全靠手抄本在医家手中传布，没有散佚实属幸事。北宋以来，该书几经辗转，多次校勘、刻印，形成多种版本。

《宋史·列传第四十七》“高若讷传”中有考校《外台秘要》的一则记载：“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及《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高若讷是北宋中前期官员，文史功底深厚，“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经他考校之后的《外台秘要》，抄写后交由秘阁保存。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官员孙兆等奉旨校正《外台秘要》。孙兆在校正本序中说：“自唐历五代，传写其本，讹舛尤甚，虽鸿都秘府，亦无善本。”秘阁所藏经多次转抄的几部手抄本，文字错漏很多，校正难度很大。孙兆等历经14年方才校毕，誊清后藏于家中等候进呈。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二月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林亿、高保衡等用时4年对孙兆校正本进行复校、审订。

北宋熙宁二年雕版印行的《外台秘要》，是该书第一个印刷版本。大约在40年后的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该书曾翻刻一次。南宋时期，该书第二次翻刻。宋代版本系列《外台秘要》共三次刻印，20世纪以后熙宁初刻版和大观翻刻版未见存世本，仅见南宋时期的翻刻本。南宋翻刻本国内外至今尚留存多部。

明代末期，《外台秘要》出现第二个版本系列。徽籍文士程衍道习儒精医，深知医书对于传播医道的重要性。他在民间购得一部《外台秘要》南宋刻本的手抄本，如获至宝，耗费10年功夫进行细心校勘。他在重刻《外台秘要》题识中说：“此书肇基于唐，再镌于宋，自元迄今，未有刻板。不佞购得写本，讹舛颇多，殚力校雠，付诸剞劂，期以流传宇内，用为医家考古者之一助。”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程衍道校本在安徽歙县槐塘经余居初刻印行。进入清代，经余居刻本被多次重印、翻刻。这个版本系列虽然讹误多于宋代版本，但却为《外台秘要》的流传作出了贡献。

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程衍道经余居版《外台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家出版社出版了经过点校的排印本《外台秘要》，如华夏出版社（1993年、1997年、2009年）、学苑出版社（2011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等。这些点校本的足量印刷，为方药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外台秘要》文献价值和影响

《外台秘要》一书采撷广博，汇集整理了先秦至唐代中期大量医书中的方剂和相关医论。据粗略统计，该书录引的医书共40多部。该书对于研究唐代以前的散佚医书具有不容低估的文献价值，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

王焘开创性地使用列书名、标卷次的引书著录方式，其编纂方书的体例备受后人赞赏。条目开头，列出所选书目，如“病源”（《诸病源候论》）、“千金”（《备急千金要方》）等；条目结束，标明选录内容所在卷次，如“出第三卷中”或“并出第十一卷中”等。北宋孙兆在《外台秘要》校正本序中说：“王氏编次，各题名号，使后之学人，皆知所出，此其所长也。”现代学术文本的参考文献著录方式与此一脉相承，因此有学者称王焘为“文献大师”。

《外台秘要》的这种引书著录方式，使之成为唐代中期以前诸多医书的精华集萃。王焘于公元752年完成此书，3年后发生安史之乱，京城长安遭受洗劫之灾。王焘编书时所用过的弘文馆医书全部毁于战乱兵燹。初期手抄存世的《外台秘要》，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失传医书、名家医论的佚文，在辑复、考校《删繁方》《小品方》《集验方》等医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外台秘要》成书后不久便有手抄本流传到东亚邻国，日本医药界对此书格外重视。公元984年，日本医药学家丹波康赖借鉴《外台秘要》的体例，撰成日本宫廷医药秘籍《医心方》。

19世纪上半叶，日本江户医学馆丹波元坚等人得知竹田纯道家藏有足本宋版《外台秘要》，以校订官库藏书为由，从竹田家借出此书，聘请影写工匠描出两部抄本。据了解内情的医药学家森立之说：“以五人分书之，越三年乃成。”这两部抄本，影抄笔法逼真，接近于宋刻，书后附有丹波元坚的《宋本〈外台秘要方〉考异》。影写抄本后来由于时局变化没有得以刊刻，其中一部由日本内阁文库收藏至今；另外一部由清末学者、藏书家杨守敬于19世纪80年代购得带回中国，20世纪40年代流出北平故宫博物院。（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常东旭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